□景 颢

　　认识唐朝的角度和维度有很多。

　　我曾经从唐诗里仰望过一个朝代的盛大气象，只有唐代，才敢于以《千家诗》的气魄来检阅一个朝代史无前例的诗人方阵！

　　我曾经从乾陵的无字碑上，阅读过一个朝代无与伦比的自信与从容，只有唐代，才敢于以这样的姿态去面对史学家的严苛与挑剔，才敢于去挑战盗墓贼狡黠的目光！

　　从临潼华清池温软的泉水里，我曾触摸到一代王朝质感的纹路与肌理，只有唐代，才会把一代帝王帝妃的爱情演绎得如此浓艳缠绵又如此凄恻惨烈！

　　在气势磅礴的长安古城墙上，我感触到一个王朝的坚挺与硬度，也只有唐代，才敢于把历史书写得这般方整这般厚重，充满大气与霸气！

　　这是一个既有《霓裳羽衣曲》的柔婉，又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般刚烈的独一无二的朝代。

　　但我第一次感性的认识唐朝，却是从昭陵开始的。1981年春节刚过罢，我第一次走西安，坐的是班车，沿着312国道一路向东，下长武，过彬县，穿过幽深的底角沟，爬上狭长的永寿梁，眼前豁然开朗。平坦如砥的渭北平原在车窗外匆匆掠过：天原来可以这般空阔，塬原来可以这般浑大啊！第一次出远门的欣喜，让我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南边的黄土塬面几乎没有一点遮挡，平展展的一直向远处延展，最后消失在更远处一片模糊的雾霭里；北边的塬面尽头，有一条低矮的连绵不绝的黑色线痕在远方的天空下低调地起伏着。路在延伸，班车在行走，那条线也随之在延伸，在行走。后来，我才注意到，原来那是一座山！不，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一溜儿山，就像是一队整齐的山，列队站立在那里，仿佛等着什么人的检阅似的。班车在奔驰，那山的队列似乎一直匍匐着，并无大的起伏，但突然间，那条平缓的黑线突然直撅撅地挺了起来，一个不太规矩的方形山头像是从蹲着的群山中突然站了起来。我在心里问自己：这会是什么山？

　　20年后，我才知道那座山叫九嵕山，山上有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就长眠在那里。

　　又过了20年，2020年10月4日，在逛了袁家村后，我第一次去寻访九嵕山，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去仰望一个朝代的高度！

　　车子在山路上盘桓而上，和我多年前多次远眺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九嵕山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从山脚下到半山腰，竟然有40分钟的车程。山路崎岖盘旋，山上植被稀少，当然这一切与季节无关，因为这是一座石山，本身就没有什么植被。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漫长山路上的寂静：没有行人，少有车辆，只有满眼黑黜黜的石头，只有一条盘来绕去的盘山公路！和人山人海的秦始皇陵不同，和人声喧嚷的乾陵不同。刚从山下人声鼎沸人潮涌动的袁家村出来，突然置身于死寂的九嵕山，仿佛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时竟有点不适应，这一闹一静的对比也太明显了。

　　九嵕山，寂静得让人感到意外！寂静得让人措手不及！

　　接近山顶一个平缓的山窝处，车子终于停了下来，远远地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山门。远远地，一尊高大的石雕出现在眼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腰系九环带，脚蹬六合靴，那应该就是李世民了，和秦腔戏中他的装饰一模一样。

　　30元的门票，这应该是关中大地上诸多帝陵中门票最低的一个。

　　进入陵园大门，迎面看到的就是那尊高大的唐太宗的石雕：双手握着玉带，目视远方，神态威严，自信满满。石雕两旁，左右对称扇形排列着三组华表，众星捧月般拱卫着唐太宗，居高临下，气势如虹。再往里走，是一通石碑，上书《唐太宗昭陵》，是新刻的，年代应该不远。拾级而上，便是长长的神道了，神道两边，有雕工古朴的石羊蹲卧两边。地面上没有任何建筑，原有的建筑，包括陵园最顶端的献殿，现在都只剩下了殿基，巨大的础石，偶尔残留的一星半点的石雕残件，尽管残损，纹饰却精致，至少能证明当年这些恢宏建筑的规模之大，工艺之精。靠近献殿的石阶两旁的石壁前，各竖立着三块石碑的浮雕，这便是著名的昭陵六骏。浮雕是新刻的，工艺虽然精湛，但因为少了时间的磨洗，没有一点儿包浆，便少了让人驻足一看的理由。

　　有什么办法呢？毕竟1300年不是说着玩的，因为战乱，因为自然的风化，昭陵地面建筑被毁坏被侵蚀，荡然无存便是自然而然的。昭陵大量的墓碑和墓志，都保存在九嵕山下烟霞镇的昭陵博物馆里，能够反映唐代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实物资料，以及展示初唐书法艺术高度的碑石，都在那里得到妥善的保管和全面的展示。但昭陵里那挪移不去的殿基、础石，还有那些擦拭不掉的岁月印痕却永久地留在了这里，留在了九嵕山上。

　　九嵕山，昭陵，一个生前在泾河畔征战厮杀，一个开创了贞观盛世的英武君王，最后选择了头枕泾河的波涛长眠！这是李世民的睿智，也是泾河的幸运！

　　唐太宗为什么会选择九嵕山作自己的陵寝呢？

　　按照今人的测算方法来看，九嵕山山势突兀，海拔1188米，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中间隔着一个关中平原，南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亘及平野。九嵕山主峰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将主峰高高拱举，成众星捧月之势。从地质构成上看，九嵕山为早期褶皱后经再断裂形成的断块山，由硅质、白云质、角砾岩组成，抗蚀性强，故地势高亢，北缓南陡。古人当然没有办法去测量九嵕山的海拔高度，也没有技术去测定九嵕山的石质构成。但九嵕山石质坚硬，以山为陵，坚固不摧，可能是太宗陵选址的一个重要前提；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古人最为看重的风水理论在这里占了很大的比重。中国古代的陵墓堪舆风水之说，伴随着姓氏的不断扩大及五行阴阳之说的流播而逐渐完善，至南北朝时已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风水评定理论。最早从秦始皇开始，帝陵的选址就已经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政治背景。在此框架下，九嵕山满足了堪舆家所认定的帝王陵阙应具有的所有条件，自唐以降，堪舆家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者。在我看来，九嵕山众山拱卫，一山独尊，面南背北，高高在上，俯瞰天下，契合了帝王死后依然想要君临天下统御万物的强烈愿望。这从后来唐太宗让自己100多位臣子和嫔妃陪葬在自己的陵墓之下的意愿就可以看出来，山上太宗墓高居中央，山下陪葬墓成扇形排列，形成一种强烈的虽死犹生、视死如生的庄严感和仪式感。

　　636年，皇后长孙氏病逝，唐太宗遵照长孙皇后要薄葬的遗言，把她临时安厝在九嵕山新凿的石窟里，命名为昭陵，随后又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从这一年开始，昭陵大规模的营建工程拉开了序幕，至649年，唐太宗驾崩入葬，营建工程前后持续了13年。

　　昭陵工程的总设计师是出身于工程世家，先后担任过唐朝将作大匠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华夏族帝王坐西向东的葬制，也不是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帝国中王公贵族的“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为皇帝起居之所，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为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太极宫，除主陵墓道地宫以外，还在陵山周围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同时，昭陵陪葬沿袭了汉代的制度，就是将皇陵余地赐给亲属、功臣、将相，用以陪葬。长孙皇后首葬于昭陵后，唐太宗次年二月就颁布了《九嵕山卜陵诏》，除明确规定把昭陵作为自己和皇后的陵墓外，还号召文武大臣及皇亲国戚死后陪葬昭陵。接着，他又下发补充诏书，允许子孙从父祖而葬昭陵。在太宗的号召下，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以陪葬昭陵为荣。从贞观年间开始，直至开元年间，先后有数百位显赫人物陪葬昭陵，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园。昭陵主陵居于陵园最北端的九嵕山主峰，190余座陪葬墓以陵山主峰为轴心，呈扇面分布在陵山两侧和正南面，犹如群星拱卫北斗星一样拱卫着昭陵。这情形恰似当年长安城的布局，帝王居住的大内居北，朝臣贵戚的府邸在南，象征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唐太宗以九嵕山建昭陵，并诏令子孙“永以为法”，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的先例。后来的乾陵便是受了昭陵的影响，以梁山为陵，成为唐代帝王陵中的另一个奇迹。

　　昭陵建成以后，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都委派官员代表朝廷定期或不定期地前往祭祀。由于昭陵正南方献殿前的空地不多，加之道路崎岖，石料搬运不便，所以，历代的祭陵碑都立于北司马院内，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把北司马院称为“祭坛”，这在历代帝陵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历代皇帝的祭陵碑，著名的昭陵六骏和14国酋长像等都树立在这里。其碑石中，最早的为唐太宗撰文、欧阳询书写的《昭陵刻石文》碑，继之有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所立的祭文碑；再到唐之后宋、金、明、清等朝代，陆续树立起来的各类御制祝文碑30余通。唐高宗初年，在昭陵北祭坛上树立起代表11个邦国的14位酋长的石像，记录了贞观年间唐朝开拓西域，与邻邦关系友好和睦的盛况。后来这些石像均遭破坏，只剩下多件有题名的石像座，以及部分石像的残块。

　　进入20世纪，令昭陵名声大振的是“昭陵六骏”石雕的被盗。作为开国皇帝，唐太宗在马背上度过了数十年战争岁月，他爱马成癖，在昭陵开始营建时，唐太宗让著名画家阎立本设计，将自己平生所骑过的6匹骏马描画成形，采用高肉浮雕法刻在青石之上，陈列在北侧祭坛的东西两庑房内，每边陈列3尊，这就是闻名天下的“昭陵六骏”。“六骏”都有名字，分别为：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李世民亲自作诗6首，赞扬它们的风采，这就是传之后世的“六马赞”，由欧阳询抄录下来刻在“六骏”旁边。昭陵六骏初刻时，各高2.5米，横宽3米，在青石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为“高肉雕”。六骏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造型威武雄壮，栩栩如生，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高度成熟。这些石刻在品类、造型及题材上，既不取其生前仪卫之形，也不采用其他帝王陵墓石刻所赋予的祥瑞、辟邪之意，而是独具一格，采用写实手法，极具美学意义，风格大异于中国传统陵园石雕作品。

　　“昭陵六骏”的命运充满传奇色彩，最初它们是放置在昭陵献殿，背靠后檐墙而立。1914年，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二骏，被盗运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现存西安市碑林博物馆。

　　时间过去了1370年，耸立在泾水之滨的九嵕山依然崔嵬，静卧在九嵕山昭陵中的唐太宗依然高高在上，安葬在九嵕山下他的大臣和嫔妃们依然匐伏在他的威仪之下。按照当初的规制，昭陵或者以墓葬的地理位置，或者以墓葬的规格来表现陪葬者的亲疏与等级。从墓葬地理位置上看，唐太宗的妃子和嫡出的公主都陪葬在靠近陵山的地方，大臣中享受这种礼遇的目前已发现的只有魏征墓、阿史那思摩（李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3座墓。魏征是贞观时最为有名的良相，太宗评价他“贞观以后，魏征之功”；阿史那思摩和阿史那社尔都被封爵郡王，是北方突厥民族入唐为官者的代表性人物。其他的如庶出的公主、王子和文武大臣大多陪葬在山下平原，多为太宗一朝的主要文臣武将。近数十年来，通过考古手段对整个陵园实地考察，已确认昭陵有193座陪葬墓，有相当部分属夫妇合葬墓。其中经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的有徐懋功（李绩）、尉迟敬德、程咬金、张士贵、郑仁泰、长乐公主、韦贵妃等40余座陪葬墓，全是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众多的陪葬墓衬托了主陵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整个陵园气势恢宏，呈现出只有盛唐才具有的气象。

　　1961年3月4日，昭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古人的风水理论，讲究阴阳一理，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葬的阴宅，都寄寓了避风向阳、抱山环水的美好愿景。但昭陵却开创了因山建陵的先河，整座陵寝北靠九嵕山巅，南望太白终南诸峰，俯瞰关中平原。从遥远的陇山深处一路长途奔来的泾河，从九嵕山身后的大峡谷中一泻而出，然后温柔地在昭陵的左侧划了一个弧，形成了对这座帝陵山环水绕的最后守护，完成了对这位昔日在泾河边纵马扬鞭驰骋战场，如今安卧在九嵕山上的英雄的最后敬礼，然后悠然远去。

　　虽然历经自然风雨的剥蚀，经受非常年代的兵荒马乱，陵山地表上的建筑早已毁坏无遗，但游殿、最初安厝长孙皇后的石窟以及栈道遗迹仍清晰可辨，昭陵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唯一架有栈道的帝陵，在中国乃至世界帝陵建制上有着独特地位。

　　下山来到烟霞镇，走进昭陵博物馆，我们看到以昭陵为主题的出土文物、碑林、唐墓壁画等展品陈列。最为珍贵的还是那些石碑，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所立的祭陵碑，石碑字迹漫漶脱落，泯灭难识，仅存“监察御史赐绯鱼袋臣韩云卿述并书”15字；其次是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员所立的“御制祝文”碑；在30余通祭陵碑中，立碑最多的是清代，康熙皇帝7通，乾隆皇帝3通。有趣的是，徐懋功（李绩）墓就在博物馆的后面，他的墓也是距离太宗墓最近的墓葬之一，他们生前是君臣，现在该是互相陪伴、打发无聊时光的玩伴了吧！

　　回望九嵕山，这座卓尔不群的山中佼佼者，相对于长年累月万头攒动，日复一日被成千上万的游人践踏着的秦始皇陵和乾陵，昭陵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但它又是孤傲的，甚至是幸运的：盗墓贼觊觑的目光不敢正视它，心怀鬼胎的脚步不敢光顾它，而它则可以高昂着头颅，雄视万方，静观人世间千百年来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静听泾河的涛声一路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