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余亚莉教授的《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序言中那幅晚清陕西报业艰难图景令人久久沉思。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的宏大叙事里，陕西并非弄潮儿，反而像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追赶者。其新闻事业起步之艰难、前进之曲折、生存之顽强，为我们呈现了在边缘地带如何艰难点燃现代性火种的故事。这火种在经济贫瘠的土壤、观念保守顽固的冰层、政治腐败的寒风中倔强燃烧，其光芒微弱却刺破了暗夜的长空。

　　现代化浪潮自东向西奔涌，陕西却深陷“双重洼地”的窘境。《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揭示了令人心酸的现实：当甲午战后中国报业迎来第一波高潮时，陕西近代新闻事业才蹒跚起步；当1900年后革命报刊已在东部如雨后春笋，陕西的革命派报刊却迟至1906年才艰难创刊。此种滞后，根源于经济基础的薄弱与观念的固守。刘古愚因无力购置昂贵的铅印机器，创办日报的宏愿终成泡影；《夏声》等报刊在发行中遭遇地方邮局重复征税的盘剥，成本剧增而传播受阻。经济的落后如同一道无形的高墙，将先进的传播理念与技术无情地阻挡在外。

　　更深的困境则在于观念冰层的禁锢。一方面，陕西本土知识分子的办报实践虽植根于炽热的救亡图存情怀，却囿于“重义轻利”的传统思维不能大展身手，他们视办报仅为“共谋公益”。导致报纸售价极低，经营意识淡薄，轻视广告价值，经费多赖募款维持。地方工商业的凋敝更使广告需求几近于无。另一方面，民众现代意识的普遍蒙昧形成了可怕的阅读真空。《夏声》杂志曾悲叹“内地寄件来函，殊属寥寥”，与同期上海《民立报》“积函盈尺”的盛况判若云泥。这种互动匮乏，使得报刊如投入深井的石子，难以激起广泛的思想涟漪。

　　地方主政者的保守观念则如冰层上再覆霜雪。《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列举了令人扼腕的权力压制：刘古愚的《关学报》因官方不允许而夭折，郭希仁的《普及报》遭“当路不见允”而搁浅，阎甘园《广通报》因倡维新受压而停刊。当粤督陶模以报刊评判作为黜陟属吏的标准时，陕西布政使樊增祥却严令《秦中官报》“不准评论朝政是非”。地方官僚的保守与压制，成为束缚新闻事业发展的又一道沉重枷锁。

　　然而即便在如此困局中，陕西报人依然以生命为薪，点燃启蒙之光。张治平为《夏声》呕心沥血，生命垂危仍牵挂未竟的稿件；于右任揭露贪腐遭诬陷入狱，出狱后依旧笔耕不辍；郭希仁力倡“舍家为国”，荡涤旧俗，为祖母简单理丧后立即投身报业发展。这些先驱者如寒夜举火者，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下，执着地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价值。他们的努力使陕西“舆论空气逐渐活跃”，学堂师生逐渐认识“自我的权利”与“旧式官僚的专制”，最终促成“蒲案”中教育界联合报刊的激烈反抗。这种由“道德的转向务实的”，由“地方的转向国家、民族”的艰难蜕变，正是现代性在西北大地上缓慢而坚韧的萌蘖。

　　实际上，《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所揭示的，远不止一省一地的报业往事。它是一面映照落后地区现代化困境与出路的明镜。它精辟指出：“经济不发达省份，要想在新闻事业上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而这两者中最重要的就是观念。”历史昭示，物质的匮乏固然可畏，但观念的桎梏尤为致命。陕西报业先驱在极端困境中的开拓与坚守，恰恰证明了人的观念觉醒与主观能动性在突破历史困局中的决定性力量。

　　晚清陕西新闻事业的荆棘之路，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艰难曲折的缩影。那些在双重洼地中挣扎前行的身影，不仅为陕西点燃了现代思想的火种，更为所有落后地区提供了超越困境的宝贵启示——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战场上，唯有持续的观念革新与不懈的奋斗，才能最终熔铸一个崭新的时代。

　　荆棘虽密，火种不熄；困局虽深，超越可期。这正是历史深处那份最珍贵的馈赠——它提醒我们，纵使在“洼地”之中，人的精神力量依然能够凿开冰层，让变革的溪流在贫瘠之地不息流淌，最终汇入无可阻挡的现代性洪流。

　　（本文作者张楠，系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一书于2023年6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作者余亚莉，女，中共党员，系甘肃平凉人，200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