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兴旺

　　《瓷镇春秋》是华亭籍作家刘英于2004年创作的一部小说。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所呈现的内容，远不只是小说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部真实的口述史。只不过在创作手法上，作者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陶兴安作为陈述者，借人之口，达己之意。文中关于瓷镇安口的地理形胜、神话传说、陶瓷艺人、商品交易等内容，都是以作者走访整理的访谈和查阅的资料、整理的笔记为依据。这些真实可信的创作素材成为整本书创作的基础，所以，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定义为一本关于安口陶瓷文化记录的“口述史”。

　　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中，口述史也称为“口碑史”，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口述史的另一个对应方面则是我们通常所读到的文字史。能进入文学史所陈述的事件，往往是被选择过的，甚至是被定义化、概念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写作。而相对于文字史存在的口述史，则摆脱了文字史的严肃性，充满了历史的温存和敬意，充满感情和思想的乐趣。借助《瓷镇春秋》这部口述史来了解安口的地方知识，其价值不言而喻。

　　此书借陶兴安老人之口，边聊边说，似乎是想到什么地方说到什么地方，没有明显的思路，更像是一种漫谈式的记录。实际上仔细读来，在这种看似混乱的体系中又有着作者匠心独运的逻辑结构，即在每一个时间点上，都有特定的人物出场，都有一段来自乡土的民俗故事，都有一段当时各阶层人物生活的真实记录。每涉及一个话题，都是从历史、人文、地理、社会大环境的一些重大事件说起，看起来显得跳跃性很大，也很繁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说明作者的认识视角是广阔的、立体的，他给后来者捕捉的这些文献是有价值的，是有启示意义的。书中故事里的人物几乎都是白描式的，没有刻意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为重点，他们的出场只是为了串联琐碎的历史事件。但我也发现，有的人物在安口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如朱志明、幸邦荣、赵尔英、师立楷……有的运用化名，如朱旺、朱正龙、水花、喜林、育林、小娥……但映射的或许就是坊间的张三李四。从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这些人物又不同于文学意义上小说里的人物，这里面也有一些矛盾冲突，也对人性进行不动声色的揭露，甚至难以用一种文化心理的结构进行判断，似乎就是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由于作者鲜明的口述史实的倾向性，这种矛盾冲突很快就被说明的口述史的性质巧妙隔开，进入一种纯客观的叙事中。

　　当下，记录安口窑在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献是比较丰富的，现存的安口古瓷中也以民国时期的瓷器为最。无论其艺术性、实用性，还是独特的地方感符号特征，都在这一时期体现得特别强烈。作者在此书中对这段历史的还原最为丰富、真实，还原了这一“乱世辉煌”的高光时刻。

　　一般来说，陶瓷业的兴衰和当时的人口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民国17年（1928）调查，共6940户，35061人；民国32年（1943）为44890人；1949年为73500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从1928年到1949年的20年间，全县人口增长了一倍多。这些人口的增长变化可以推测当时从事陶瓷生产的相对人口也是同样的增长速率。

　　著名的历史学家秦晖教授认为，关于民国的进步，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人口模式。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据作者统计，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至民国三十年(1943年)，土匪抢劫和兵、团匪的大事件就有60多起，匪徒少则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进攻华亭县城5次，破城2次。这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二是贸易背景，民国经济的贸易大背景是中国外贸的逆差时代（即进口大于出口，买的多，卖的少），这一大背景相对于当时西北的一个边远小镇来说，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这可以从当时人们的一句非常形象的形容就可以看出，“进来带的白洋金元券，出去驮的瓷器和煤炭”，这说明了生产经营瓷器赚头大、利润多。尽管没有找到当时关于瓷业经济的GDP统计数据，但从此书中记载的从业者人数和从事陶瓷交易的商户数量可见一斑。

　　从书中的口述史料来看，民国期间的陶瓷业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一个开放的市场；二是从业者的生产技术革新相当自由活跃，这既是从业者之间通过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份额、提高竞争力的反映，也是自由市场所展现出的活力；三是从业者的人口结构变化比较大，外省籍技术人才的涌入所产生的“沙丁鱼效应”为陶瓷产品开发注入了活力，也促使本土籍人才外出学习，革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以上种种说明，在民国时期，以陶瓷生产为主的民族资本发展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这本书虽不厚，但有沉重的分量。作者所做的是对于那些差点被时间遗忘的、最有温度的事件记录，就如一堆被挖出来的瓷片，这些记录可以使它完整地还原出来。一个人的一生很短暂，很少有人能进入正史的叙述，但在这本书中，作者为普通工匠留下些许的空间，让他们留名于文字，这无疑是最具有人文关怀的纪念。